從一個新聞學院的師生Facebook群組開始,烏克蘭事實查核組織StopFake,2014年3月成立至今,已查核超過3,000則來自俄羅斯的不實資訊。StopFake發行的實體報紙,最高發行量達20萬份;他們更將查核報告翻譯成13種語言、做Podcast,拍影音節目登上30個電視頻道,一步步成為具有25名員工的專職組織,成為美國、歐盟國家對應俄國假新聞攻勢的模範。
《》越洋採訪StopFake創辦人和查核者,理解過往8年來他們在資訊戰場上的抗戰與備戰。他們提醒,資訊戰是極權國家統治權力的根本,手法會愈來愈激烈,民主國家不只要防守,還得用真相反攻──其中,健康的媒體產業是關鍵。
俄烏戰爭開打以來,全球從第一刻開始,就透過各大社交平台見證戰事的進展。不論是Instagram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(Volodymyr Zelensky)的貼文跟直播,還是Telegram上每日來自馬里烏波爾(Mariupol)的求救訊息,烏、俄兩方的士兵也透過Twitter更新戰場上的進展。
31歲的事實查核者冉克沃伊(Alex Zamkovoi),以及47歲、目前是基輔大學莫亥勒新聞學院(Mohyla School of Journalism)主任費琴科(Yevhen Fedchenko),是資訊戰場上的戰士。2014年俄國入侵克里米亞後,費琴科與學院裡的師生,就成立了事實查核組織StopFake──「停止造假」──至今核實了超過3,000則來自俄國的不實資訊,8年來與俄羅斯國家宣傳機器捉對廝殺,當時只是一項志工性質的計畫,也意外地成為世界觀測極權國家資訊戰的前緣。
「烏克蘭是俄羅斯不實資訊手法的實驗場,」美國智庫自由之家(Freedom House)主席阿布拉莫維茨(Michael Abramowitz)直指,俄羅斯在烏克蘭測試的資訊戰技法,「接著被使用在世界各地,包括美國。」
站在戰場前線,StopFake的成員告訴我們,2月底展開的這場二戰後歐陸最大戰事,如何從雲端上先展開攻勢。
「戰爭不只是在戰地之上,不只在烏克蘭境內,全球都是俄國資訊作戰的範圍,」冉克沃伊說,在真正大規模揮兵進攻之前,俄羅斯從2022年初,先頻繁、大規模地展開心理戰,試圖從內部分裂民心,說服烏克蘭人不戰而降。
冉克沃伊表示,俄方所使用的說法跟言論,多是重複過去8年的論述,只是操作的規模更大、平台更多、範圍更廣。
「像是『俄語人口受到打壓』這個說法,根本騙不了在地人。幾世紀來一直以來受到打壓的是烏克蘭語言,因為學校裡過去都是教俄文,想學烏克蘭文的人沒有機會;是2014年新的政策開始,法庭、媒體、學校才開始使用(烏克蘭語)。」
他再以「烏克蘭境內的新納粹」謠言為例解釋,烏克蘭境內的極右分子是在俄國併吞克里米亞後才出現,但極右派在烏克蘭並不受歡迎,沒有國會席次、也不曾在選舉中獲勝。
「俄羅斯以新納粹或是極端勢力的名義稱之,目的就是要讓烏克蘭人覺得是自己國內的問題,也讓國際覺得烏克蘭人不可靠。」
冉克沃伊搖頭說,過去幾年,一則不斷在網上出現的假新聞,甚至稱烏克蘭政府準備將希特勒的臉放上烏克蘭紙鈔。這些手法都是在利用上一輩對納粹的恐懼,來操弄人們的情緒。
「他們從文化、歷史、社會的矛盾之中,建立起敘事,長期用敘事打造一個支持俄國利益的世界觀,短期則用一則一則的假新聞、假影片、假照片,來重複支撐強化敘事的『可信度』,」冉克沃伊分析。
戰爭全面開打後,雲端上的資訊戰與地面上的攻防、分裂民主陣營的外交戰都緊密相連。
「在交火地帶,假新聞能夠殺人,」冉克沃伊舉例,俄國的媒體、不明的帳號,在網路上刻意製造錯假消息,告訴民眾「已經安全了,可以從防空洞裡出來了」,結果提高了傷亡人數。又或告訴交戰地帶的人們不要離開房子,讓烏軍無法大規模開火;接著在停火時刻,強行移動留困當地的民眾至俄羅斯境內或佔領區,成為俘虜,拍攝宣傳影片,稱其「自願回歸祖國」。
在外交場域,宣傳機器協助俄國脫罪。例如當俄軍撤離基輔(Kyiv)近郊小鎮布查(Bucha),百位平民屍體橫躺街上的畫面傳出,俄國稱之為西方與烏軍捏造出的場景。而俄羅斯在難民湧入歐洲時,向各國廣發烏克蘭難民是流氓、引發治安問題、帶來經濟危機的謠言,試著阻止其他國家的出手相助。
「俄羅斯的政治宣傳是有效的,而且將持續發揮作用,因為這是俄羅斯複雜的歷史當中已被驗證過的手段。」柯羅拉多大學批判文化與國際研究學系助理教授茱莉亞(Julia Khrebtan-H?rhager)撰文指出,俄羅斯總統普丁(Vladimir Putin)的敘事,是俄帝國時期跟蘇維埃時期的「邪惡西方」敘事的回收再利用,讓俄國人民在蘇聯解體之後找回民族驕傲。她指出,普丁在開戰後的演說,都不斷強調勝利、團結,倡議「新俄羅斯愛國浪潮」。 一份由美國非營利組織芝加哥國際事務委員會(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)和俄國非政府民意調查中心列瓦達中心(Levada Center)合作,針對俄羅斯國內民眾的民意調查指出,即使戰事不如預期,普丁的支持度在2022年3月底仍高達83%。
身為大學教授與StopFake共同發起人的費琴科如此作結:
「俄羅斯整場戰爭就是建立在資訊戰之上的。」
他分析,蘇維埃時代的政治宣傳策略並沒有結束,反而在普丁任內轉型成為符合當代的有效武器;俄羅斯政府長期投入大量資源打造宣傳機器,從電視台、廣播、網路媒體,到建立西方的魁儡政治人物、歐盟議會裡的代理人,還有成千上萬的無名網軍帳號。
「這讓俄羅斯可以策動一場虛實緊密連結的戰事,」費琴科說。
直面世界上最大政府宣傳機器之一,8年來,StopFake沒有畏戰,反而利用「殺傷鏈(Kill Chain)」的軍事概念,一步步找到反攻的可能。
費琴科解釋,殺傷鏈在軍事上指的是一種攻擊過程,識別要打擊的目標,監控其行動,並在適當時機攻擊和摧毀目標。對事實查核機構來說,就像刑警在辦案一樣,把每一次的資訊操控都當作一次犯罪現場來看。
StopFake透過數位工具跟大量建檔,比對敘事內容、散播平台、製造資訊的手法,以及傳播的帳號跟涉入的個人,「接著像刑警一樣,在牆上貼線索、圖表、照片等等,把彼此之間的關係列出來,用數據的方式來分析,有機會看見資訊戰地的全貌跟動態。最終,我們必須對其採取行動,消滅這架系統。」
在烏克蘭的事實查核者的目標有三:
- 守護事實、傳遞真相,包括傳遞至俄羅斯境內;
- 降低錯假訊息帶來的影響;
- 搜集證據,未來有機會定罪煽動屠殺、種族滅絕的造假者。
對民主國家來說,如何在資訊戰場上發動反攻,並不傷害民主價值?費琴科闡述8年來的思考與經驗,完整供民主社會中的民眾、政策制定者和媒體等不同角色作為參考。以下訪談以問答方式呈現。
《》(以下簡稱報):從事實查核開始,StopFake的策略是什麼?該怎麼有效的協助民眾不被錯假訊息影響,並跟上俄國宣傳機器的不斷進化?
費琴科(以下簡稱費):過去8年,我們試著理解敵人是如何製造、散播錯假資訊,並且比對敘事,所以現在知道要尋找的是什麼、知道去哪裡找。更重要的是,我們建立自己的觀眾,讓人們使用StopFake的新聞內容、理解我們的理念,所以當俄羅斯侵略行動開始,我們已有自己的觀眾、媒體平台跟合作夥伴,一起把事實查核的成果傳出去。
建立國內、國外的網絡是很重要的,找到那些跟你做類似工作的組織,一直精進對抗不實資訊的方法,讓你的成果可以有數倍大的效益。這些工作,尤其是建立網絡,愈早開始愈好。
報:這一次全面開戰以來,從台灣、西班牙到美國,都看到跨國事實查核者的協作。但事實查核者總會面臨「人們會問為什麼要相信你」的挑戰,你們是怎麼克服的?
費:在我們的社會裡,事實查核對烏克蘭人來說,是一項「抵抗」的技能,是一個實際層面反制不實資訊的技能。我們的網站有好幾個不同語言的版本,有電視上的片段、有社交平台上的內容,我們舉辦很多實體的活動、教民眾媒體素養、跟不同領域的專家對話,我們盡可能服務不同的觀眾,取得信任。
對不同的閱聽人必須要用不同的策略、不同的方式。例如,對烏蘭人,要讓他們知道來自俄羅斯的資訊可能是不能信賴的、必須多元化自己的資訊來源等。
對非烏克蘭的人來說,他們的生活不一定會直接地受到俄羅斯的影響,此時重要的是讓他們理解,俄羅斯的不實資訊與他們的關聯:俄羅斯政府會利用當地社會裡的矛盾,放大差異,擴大衝突,讓當地動盪不安;他們利用開放社會的特性,讓媒體、代議制、公共討論、新聞自由都失效。我們必須讓人們知道,世界上沒有人是局外人,沒有人對俄羅斯的宣傳機器免疫。
報:這些都是你們必須對大眾溝通的內容?對各國的大眾都必須說這麼多嗎?
費:對,因為事實查核者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,而是建立我們在人們心中的可信度跟正當性(legitimacy)。
我們用專業和好的新聞實作,來建立自己的正當性,我們也用透明度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,讓人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是誰,不是什麼可疑的匿名組織,盡可能地讓國內外的閱聽人受益於我們的工作成果。另外,我們也符合國際事實查核組織的標準跟專業的審核,財務的透明、可責性、每個人的背景、是否能夠接受更正等等。
報:烏克蘭如何面對俄羅斯代理人在烏克蘭境內的宣傳?
費:8年前,當克里米亞被入侵時,烏克蘭第一件做的事,是把俄羅斯的電視頻道切斷──這是非常重要的,因為在當時,烏克蘭境內有80個與俄羅斯政府相關的電視台,他們多多少少被武器化了,從兒童頻道到新聞頻道、釣魚頻道,都與意識型態相關。對我來說,停下那些頻道的軍事意義,就如同處理掉地雷一樣,你不想讓敵人踏進你的國土,防止他們在烏克蘭國內發揮作用。
2017年,烏克蘭封鎖了俄羅斯的社群媒體跟俄方支持的「新聞」網站。但接著,他們開始在烏克蘭國內建立了在地的組織──由於是烏克蘭人成立的,無法封鎖或制裁,因為那是烏克蘭的電視台、網站,就在烏克蘭,甚至網站上有愛國標語跟圖案。
一開始的時候,他們還有Facebook社團,在裡頭分享愛國的訊息,或是建立該地的、專屬那個城鎮的Facebook社團,張貼地方的購物資訊、民生訊息或揪團等等的,但當俄國需要時,它就成了影響地方民眾的管道。一整個網絡,包括了親俄的記者、親俄的社運分子。這些合法的、有執照的電視台、網站,加起來是以千計算的,他們共同協作、放大彼此的聲量,創造一架很大的替俄羅斯發聲的宣傳機器,他們知道「你不允許俄羅斯媒體在烏克蘭境內,那(我)就創造親俄的烏克蘭媒體在烏克蘭營運。」
在這次的侵略之前,這些代理人成了當地的宣傳要角,他們公開加入俄羅斯新建立的地方媒體,或是重新開張自己的媒體,但宣傳內容走向完全是親俄的。
你拿這些代理人沒辦法,因為你是一個民主國家,這是最主要的難題。當烏克蘭政府關掉親俄媒體時,為數不少的烏克蘭媒體人和國際組織批評這是不民主的,不能因為一家電視台是來自俄羅斯,就不給予他們為閱聽人服務的權利。即使是2014年之後,俄羅斯光明正大的侵略烏克蘭,雙方進入戰爭,仍有不少人批評烏克蘭政府不能這麼做,這阻止了政府剔除俄羅斯影響力的作為。現在各國終於都理解了為什麼不能允許俄羅斯媒體在境內運作了。
報:除非拿到收據、匯款明細等證據,否則很難證明他們與俄羅斯的關係。你們是如何稱一個「代理人」為代理人呢?
費:我理解這個難處,對我們來說,「如果牠看起來像隻鴨子,走路的樣子也像鴨子,牠就是鴨子。」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搜集和比對俄方的敘事,如果他們不斷重複、放大那些說法,他們就是在傳播支持俄羅斯的敘事,我們不一定說他們是拿了俄羅斯錢的代理人,但他們的確就是俄羅斯的傳聲筒,所以他們可以被歸類為親俄的。
關於這類的判斷,後來其實愈來愈簡單,因為他們不再隱藏自己跟俄羅斯官方的往來跟關聯,他們有的直接去上俄羅斯電視台的節目,有的變成固定來賓,那些當然可以判斷他們是親俄分子,幾年來每天在電視上重複俄羅斯政府的說法,以此維生、賺錢。或是有些在烏克蘭境內的媒體,靠著親俄政黨的財源運作──這些政黨甚至直接與普丁有互動──他們自然而然被視為俄羅斯的代理人,為他們工作的記者們,也就被認定為親俄的代理人。
對烏克蘭人來說,在2014年之後,這種討論不再只是合不合法、道不道德,對處於戰爭狀態的我們來說,人們不能再用承平時期的方法來認定誰是代理人,你必須要快,也必須選邊站。這就是戰爭,在這種情況下,你必須選邊站。
報:如果你選邊站,當烏克蘭政府也開始做政治宣傳,做資訊操縱、甚至不實資訊,你作為媒體跟事實查核者,該怎麼辦?
費:這是個很好的問題,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。首先我必須要說,烏克蘭並沒有像俄羅斯那樣的政治宣傳,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替代性的世界觀(Alternative world view)或者一個另類事實需要去「宣傳」。關於這場戰爭發生的事,不言則明,我們不用創造一個假的論述來包裝這場戰爭,所以不用去強調這場戰爭背後有什麼宏大的意識形態,戰場上發生了什麼就是什麼,烏克蘭人雙手打開、非常開放,沒什麼需要隱藏。
但戰爭時期當然有許多烏克蘭人,在網路上發布各式各樣的訊息來表達他們的愛國心,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事實錯誤,但不是俄方的那種瞞天大謊。例如兩天前,我看到Twitter上有一些照片,是軍人們圍著坦克在地上睡覺的照片,發文者說:「我們的軍隊辛苦了!我們與你們同在!加油!」我一看就知道那些照片不是烏克蘭軍人,是外國士兵,地景也是像沙漠一樣的地方,那是以色列軍隊的照片。從事實上來說,這是一個錯誤,我隨便找都有上千張烏克蘭軍隊睡在路邊的照片,那是他們的日常,我不必分享一張來自以色列軍隊的照片。
我在我的Facebook上發了一則貼文,呼籲大家謹慎地發文轉貼,這類圖文不合,但也沒有扭轉真相的錯誤,真的沒有必要犯。這就是你會看到的烏克蘭方會有的不實資訊,他不是在灌輸或宣傳一個不存在的世界,沒有要刻意傷人。不是烏克蘭政府坐在那邊說要怎麼騙這個世界。
如果你因此說烏俄雙方都在做政治宣傳,你忽略了俄羅斯政府投入的不成比例的資源跟心力,創造出大量的政治宣傳跟資訊操縱行動,由政府發起、執行,也為了政府而做。這是我反對如此比較的原因,這是一個錯誤的比較。
報:所以兩方政府的宣傳,從出發點、惡意程度跟規模等,都是有明顯差別的?
費:對,更重要的關鍵是這些訊息背後,有沒有一個政府的敘事在主導全局?一則則貼文的存在、傳播,是否是政府為了建構有利於他們的龐大敘事?那是判斷政治宣傳的核心。
辨認這些訊息的方法,聽起來很細微跟繁瑣,卻是避不開的一堂課,因為你沒辦法完全地讓這些資訊消失,他們隨時都在調整、散落在各個平台。而且極權國家的特色就是有無上限的資源、人力、錢、技術,來創造這類的資訊產品,民主國家沒有相對應的能力跟資源。這永遠是一場不對稱的對抗。
遇到親俄的媒體、俄國的代理人,你只能解釋他們的行為哪裡有問題,讓人們注意到他,戳破他的錯假訊息,解釋他的行為造成的危害等等。你希望人們能夠回歸理性,你是在跟人們的大腦對話,但人們是在跟自己的情緒對話。
我們能做的就是就事論事、用事實來對話。這是一條可能非常漫長的道路,可能需要好幾年才能有成效,包括教育民眾、把事實查核的工具教給他們,同時也是在建立跟倡議一種事實查核的文化。每個人應該要知道,多花個一分鐘、確認資訊來源,就能保護自己不被帶風向、被誤導,或是被有心人操弄。這條路大概得花好幾年走。
以烏克蘭的經驗來說,現在的我們比2014年懂得多一些。當時,我們對俄羅斯的資訊戰根本沒有招架之力,沒有任何的比對建檔。就像新冠病毒吧,一開始人們也一無所知,怎麼傳染的、有什麼症狀、怎麼治療、如何創造疫苗?後來人們開始累積知識,建立一個科學的方式,以事實來對抗病毒。
除了科學的方式,另外一個就是從錯誤中學習。即使我們有了蘇聯時代的經驗,但還是要知道俄羅斯的策略和手法如何進化,這些都是需要一年一年研究累積,接著共享,才有機會找到真正的反擊方式。
報:與2014年相比,烏克蘭民眾如今有找到應對的方法了嗎?
費:此次全面性開戰後,我們看到人們建立了自己的「過濾網」,我們無法成為他們唯一的把關人,但可以協助人們建立把關機制,有一個可以信賴的資訊名單,分得出來質報跟非質報的差別。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成功在於,人們知道與俄羅斯有關聯的資訊來源是不可信的,他們不會把俄羅斯政府、媒體宣傳、親俄的代理人說的話當作一回事。於是他們(俄羅斯)必須創造新的「最後一哩路」,取信大眾。
報:指的是俄羅斯這次創造了假的事實查核組織來攻擊你們、誤導民眾,利用歐洲網紅來突破你們的防線。
費:對,所以另外一點,我們不能只在一個地方對抗不實資訊,必須水平的、多點的、跨國界協力來打這場仗。就像COVID-19疫情,不可能只在一個國家對抗它。這主要是因為社群平台是全球性的,它讓錯假訊息的傳播也跨國、多國運作,影響是全球性的。極權國家也彼此學習、模仿、複製俄羅斯的手法,如果他們看到俄羅斯成功了,立刻有樣學樣。我們也觀察到伊朗、委內瑞拉、中國等極權國家正彼此合作,都在用俄羅斯的資訊戰手法,俄羅斯也把自己當作「成功典範」在向他們推廣,最終他們要證明自己的體制是最好的,可以粉碎民主。
報:你同時在新聞系擔任教授,對你而言,一國的媒體環境,如何影響其在資訊戰的抵禦能力?
費:烏克蘭是一個開放的媒體環境,有各式各樣的媒體,不同的編輯守則、不同的政治裙帶關係、不同的財源、不同的品質。烏克蘭也是一個掙扎中的媒體市場,尤其在戰爭之下,許多烏克蘭媒體遇上生存困難,同時也有許多記者在戰爭之下選擇離國。總體而言,烏克蘭的新聞品質遇上挑戰。
另一方面,我們看到記者之間的討論、辯論仍是健康的。即使是在戰爭中,每一天,我們仍看到記者們在辯論此時的新聞標準應該是什麼,這是非常重要的,記者們沒有自我審查,沒有只跟著風向走,仍在追求更好的媒體環境。記者們不斷質疑軍方的策略、公布的數字是否真實、質疑政府對於戒嚴之下一些關於政治運作的限制等等,記者們沒有停止做該做的事。戰爭持續,而媒體該做的事也繼續,因為這就是烏克蘭人打這場仗的核心意義。跟俄羅斯對抗,就是為了不讓烏克蘭成為俄羅斯,從每一方面來說都是。
一個健康、開放的媒體環境,是在俄羅斯已消失殆盡的事。烏克蘭必須窮盡一切努力的不要走上俄羅斯的那條路,守住法治、言論自由、結社自由。對抗不只是為了這場正在進行的戰事,是為了讓國家繼續走向開放、民主、正義的路。
報:所以對你來說,什麼是健康的媒體環境?
費:健康的媒體環境,要容得下多元意見,有建設性的對話,找到共同點進行討論,這樣的媒體環境就是良性的。
另外,健康的媒體環境,最關鍵的有沒有足夠多元的媒體機構,市場有沒有被壟斷。像戰爭來了,廣告沒了,現在最大的問題是,有多少家媒體能撐得過這場戰爭?他們的的財源能夠多健康?脆弱的他們會不會被親俄的勢力或是有心人用錢來控制?
唯有建立一個開放的、民主的、多元的、有韌性的媒體環境,才有機會跟大規模資訊戰的手法對抗。因為通常敵人的資源是數倍以上。
用行動支持
獨立的精神,是自由思想的條件。獨立的媒體,才能守護公共領域,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。
在艱困的媒體環境,《》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。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,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,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,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。
你的支持能幫助《》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,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,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