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選書摘
本文為《我是媽媽,也是一位女性主義者!:從懷孕到哺育,化解母親身處父權體制的兩難處境,找回女性主義中失落的母職實作》部分章節書摘,經臉譜出版授權刊登,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《》編輯改寫。
如果女性主義代表的是解放與擁有選擇,那麼何不讓我們同時是媽媽,也是一名女性主義者?
本書作者為身兼母職的記者奧蕾莉.布蘭克(Aurélia Blanc),她集結了母親們的見證與專業人士的分析,在本書中抨擊母親們經歷的偏見與不平等,並整理出多種方式,為母職提供更好的環境。本書以自然、幽默的文筆,協助母親們在日常生活中結合母職和女性主義。作者打破完美母親的形象,層層解析導致女性在母親角色中感到孤立無援的機制,幫助母親重新找回自信與自尊。
有個地方,媽媽經常現身──媒體。因為媒體很愛媽媽,愛到啟人疑竇,如果您想知道我的意見的話,因為媒體這個領域,儘管幾十年來已有無數報告、措施,以及很好聽的承諾,媒體呈現的女性比例依舊非常低。舉影視業為例,2021年,法國數位影視傳播管理局(Arcom,該單位取代了之前的影視高級委員會)指出,電視與廣播電台呈現的女性(記者、專家、名人、各式各樣的受訪者??)只占43%。和往昔相較之下,這數據已經不差了。但是她們雖然上了節目,說的話仍比男性少很多;男性講話的時間,占了64%的發言時間。而她們說了什麼呢?數位影視傳播管理局的報告並未說明。太可惜了──當時擔任婦運團體「占據頭版吧」(Prenons la Une)會長的記者蕾雅.勒杰妮(Léa Lejeune)於2020年指出,當女性在媒體上發言時,通常都是與「藝文、社會、或她們的母親角色」相關的主題。
當然,我毫不反對母親們在媒體現身。問題在於,媒體將女性局限在她們的母親角色裡。媒體處理COVID-19疫情新聞與首度封城相關報導的方式,清楚顯現這一點:出現在媒體上的專家絕大多數都是男性,受訪的各機關高層更是少有女性,但是「現場報導」當中,卻出現壓倒性多數的女性受訪者,幾乎都是護理師??和媽媽。COVID-19疫情期間接受媒體採訪的父母當中,79%是媽媽,主要談論遠距教學與精神重擔。換句話說,媒體賦予女性話語權時,並不是為了聽她們的專業意見、分析、政治訴求,而是為了讓她們談談日常生活、孩子、家務負擔。就連主題和家事無關時也一樣。
女性無論做過哪些事、想法如何、擁有哪些成就,只要身為女人,就永遠會被詢問關於生育的問題,不管她們有沒有小孩。2022年春季,演員卡米爾.科坦(Camille Cottin)就表示,每次她為了電影出席宣傳活動時,媒體總不斷問她孩子的事,這讓她很不舒服:「妳很難逃離關於母職的問題??我不是很喜歡聊這些,因為這是我的隱私。」
2019年,則是美國歌手泰勒絲(Taylor Swift)被詢問無數次關於生育計畫的問題後,這樣回敬某個記者:「我不認為年近30的男性會被問這種問題,所以我不打算回答。」演員綺拉.奈特莉(Keira Knightley)則是這樣反擊一名問她如何兼顧拍片與家庭生活的記者:
「為什麼不去問男人這個問題?為什麼這類討論總和男人無關?為什麼人們覺得父親就不會因為沒花夠多時間陪孩子而良心不安?」
對啊,為什麼?
男性接受媒體採訪時,根本沒人在乎他想不想生小孩,也沒人想知道他如何兼顧職場與家庭生活。我印象深刻的一篇採訪,是2021年夏天,《社會》(Society)雜誌於電影《亞瑟王傳奇》(Kaamelott)上映時,採訪本片導演暨主演演員亞歷山大.阿斯蒂爾(Alexandre Astier)。這篇報導篇幅很長,阿斯蒂爾暢談自己身兼製片、編劇、演員、諧星的忙碌生活。他是7個孩子的爸,但在這篇訪談中,記者連一次都沒問他如何兼顧這麼多工作與這麼多小孩(我大概猜得到。算了)。儘管如此,我認為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。我們可以肯定,他絕對是將這些事交給某個女性去做。同樣地,我們可以找到幾十篇夏洛特.甘斯柏(Charlotte Gainsbourg)的訪談,記者請她談論她的小孩、親子關係、她如何教養孩子??但是,從來沒有記者詢問伊萬.阿達勒(Yvan Attal)這類問題,他也是演員,是夏洛特.甘斯柏的伴侶,噢對,他也是夏洛特.甘斯柏這些孩子的父親。
時至今日,親職這個主題,在媒體上仍舊是娘兒們的事。近幾年,的確也有一些零星的嘗試,試圖讓這個主題跳脫性別框架。譬如《父職》(Le Paternel)這個「新世代父親們的數位媒體」;還有《爹兒們》(Darons)雜誌(已停刊),供父親閱讀的女性主義雜誌,風格輕鬆鮮明,企圖在親子雜誌中開闢一條新路;以及雨後春筍般的網紅爸爸,他們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,其中一些還會在爸媽星球的育兒天地中,注射幾劑女性主義營養針。
但是,傳統媒體依舊不是如此,一般報章雜誌(據說讀者是男性)中,會出現「親子」專欄嗎?想都別想!至於親子雜誌的讀者,幾乎都是母親。2013年,「媒體批判行動組織」(Acrimed)深入分析最具權威的親子雜誌之一:《家廷》(Famili)雜誌,結論是?
「《家廷》僅討論異性戀伴侶與其小孩,而且完全是一本女性雜誌,『為了女人』、『為了媽媽』而出版。某方面來說,意思即是家庭主要由母親與小孩構成,父親只在(逼不得已的)特殊狀況下,暫時取代母親。因此,《家廷》是一本為了媽媽而存在的雜誌,這些媽媽的主要職務就是媽媽,家務都歸她們管。」
除此之外,也不能提及太多關於母職其實沒那麼美好的真相。在親子雜誌中,談論母職必須非、常、正、面。記者法比葉妮.拉庫德(Fabienne Lacoude)試圖提議一些關於媽媽困境的主題時,就深刻體驗到這一點:「傳統的親子雜誌拒絕了我好幾遍,理由是『這會讓人不開心。像這樣的主題,我們頂多每年做個一、兩次。必須讓媽媽想讀,而不是讓她們讀了會難過。』這些編輯認為,如果談論媽媽們的困境,會導致女性對母職心生反感。」
近期,有些媽媽鼓起勇氣公開談論生育的黑暗面,並非所有人都贊同她們的舉動。「怎麼會出現這麼多書籍、文章、證言在講說當媽很後悔、懷孕很難熬、分娩很痛苦、產後很憂鬱?」2022年3月,一位名喚克洛伊.O.-G.(Chloé O.-G.)的女士在《赫芬頓郵報》(Huffington Post)一篇社論中表示憤慨。別擔心,根據這位心理治療師的見解,言論解禁是好事,但是,可不能解禁太多。
近幾年,媽媽們成功讓媒體關注關於母職的嶄新言說。而且,不一定僅限異性戀媽媽或幸福的媽媽、不一定與女性主義背道而馳。這場言論解放(或是聽眾的解放?)當然歸功於第四波女性主義,自從#MeToo運動於2010年代初開始沸沸騰騰之後,媒體與傳統出版業不得不談論這些主題。除此之外,社群媒體也是一大功臣。雖然社群媒體確實出現許多展示幸福甜蜜親子時光的夢幻畫面(修圖修很大),但於此同時,育兒的現實處境、媽媽們的憤怒心聲,也在社群媒體上引起巨大迴響,譬如帳號「媽的一團亂」、「少給建議了」、「我討厭懷孕」、「超棒媽媽」(The Very Good Mother)、「媽媽的後悔」(Le regret maternel)??。
參與媒體的媽媽們,如今不只揭露母職隱藏的黑暗面,亦致力改變「好媽媽」的刻板印象,抨擊它的霸權主義。屬於中產或富裕階級的好手好腳白人異性戀女性形象──沒錯,我本人很符合這形象。為了扭轉這無所不在的刻板形象,Instagram帳號「拉拉母職」(Matergouinité)於2021年成立,讓女同志與酷兒媽媽們有更多能見度。「我總是不知道該拿『媽媽』這個身分怎麼辦,我原本從未想像自己會當媽。孩子誕生之後,我希望認真思索這件事,因此遇見許多像我一樣的媽媽,身為拉子、參與社運、從不除毛的媽媽??」該帳號的兩名創辦人之一,麗莎(Lisa),在《珍妳雜誌》(Jeanne Magazine)一篇訪談這樣表示。
另一個帳號「去問你的媽媽們」(Demande à tes mères)則敘述兩位女同志母親的日常生活;「黑人媽媽們」(Mamans Noires)則提供遭受種族歧視的媽媽們發聲管道。藝術家莎拉.塔爾碧(Sarah Talbi)則在她的Instagram帳號上,和70,000名粉絲分享自己身為天生身障的媽媽的日常。儘管仍屬少數,但這些影像與人生故事至關重要。因為我們急需跳脫特權階級好手好腳白人異性戀媽媽形象。除此之外,將焦點轉移至更易被忽視、更為邊緣的媽媽們身上,關注遭受種族歧視的媽媽、女同志媽媽、跨性別媽媽、貧困的媽媽、單身媽媽、患有神經病變或身心障礙的媽媽,我們才終於能夠擴展母職的範疇。
某天早上,我心不在焉聽著廣播,卻突然血壓飆高。議員選舉的選戰正熱,法國廣播電台綜合頻道(France Inter)邀法蘭索瓦.白胡(Fran?ois Bayrou)上節目,讓他高談闊論政治階級。他認為如今普羅百姓已聽不懂政治人物說的話:「大多數法國人,至少是為數眾多的人,甚至不懂我們在講什麼,這是肯定的。我永遠忘不了,每一次,有時是女人,常常是女人、媽媽,她們會說『我聽不懂掌政的人在講什麼。』」嗯哼,法蘭索瓦,政治對我們來講真的太複雜了,反正女人本來就什麼都不懂,媽媽們嘛??就更不用說了!因為我們這些媽媽都傻呼呼,我們只懂得閒聊一些瑣事,對吧!而且,聽這位政壇老將把母親們當成無腦大眾的代表,我們還真的差點忘記,媽媽們參與政治已經很多年了。
我們怎麼可能忘記呢?投身政壇的母親,很少不引起注意。首先是那些站在最前線的女性,她們和男性同僚相反,而是像老百姓一樣,她們總會不斷被質疑有沒有能力兼顧家庭生活與政治生涯。別忘了,塞格琳.賀雅爾(Ségolène Royal)宣布她有意參選2007年的總統大選時,洛朗.法畢斯(Laurent Fabius)的反應是:「但是,小孩誰來顧?」他以為這是個好問題(或許問問孩子的爸?),無論如何,這是女性難以倖免的問題。
2014年,納塔莉.柯希亞斯柯-莫里塞(Nathalie Kosciusko-Morizet)競選市長時,便必須向《Gala》雜誌詳細稟報她的時間表:「我幾乎每天早上都會送孩子去學校,晚上我會想辦法在7點半到8點半這段時間待在家裡,好幫孩子們洗澡。」幾個月後,則是剛就任教育部長的納賈特.瓦洛貝卡森(Najat Vallaud-Belkacem)在《Elle》雜誌的專欄為自己辯護:「我很羞愧,但我必須承認,目前我還沒找到機會送孩子去學校。(?)目前是孩子的爸負責監督寫作業。」天大的醜聞!簡直可以登上八卦雜誌封面,標題如下:「壞媽媽?納賈特.瓦洛貝卡森不送小孩去學校!」但榮登桂冠寶座的應該是拉希妲.達提(Rachida Dati),2009年,她在分娩5天之後,就重拾司法部長的工作崗位。「她野心太大」、「她眼裡只有事業」??許多人指責她的決定「很可恥」,批評者包括婦運團體,認為她踐踏女性權益。
從政的母親,彷彿是在兩個世界之間走鋼索。若她們試圖證明自己全心投入公僕職責,她們就會被歸類為壞媽媽。而她們若多留一點時間給家人,她們的政治生涯就可能失去信譽。瓦萊麗.波克瑞斯(Valérie Pécresse)回憶道,1997年,當她考慮嘗試總統府諮詢委員一職時,多明尼克.德維勒班(Dominique de Villepin)有何反應?
「他告訴我:『您知道政壇沒有正常的女性嗎?從政的都是精神官能症患者或單身媽媽。您呢,您有丈夫、有兩個小孩,您是一名正常的女性,您不適合搞政治。』」
她在2022年播放的一部紀錄片中這樣敘述。在同一段訪談中,她說她因此隱瞞自己身為母親的事實,以免被當成局外人。「我稍微保護了自己,」她說,「我不會讓人知道,下午3點我離開辦公室是因為我女兒生病,我必須去托嬰中心接她。我隱瞞事實,以免它變成別人拿來攻擊我的弱點。」
我們能夠想像一名女性政治家(或男性政治家,這樣更瘋)高聲宣揚自己從政同時還有小孩要養嗎?在法國,這有點難以想像。但在其他國家,確實有女性政治家高聲拒絕對她們的母親身分保持緘默。例如澳洲綠黨參議員拉瑞薩.華特斯(Larissa Waters):2017年,她一面在國會開會一面哺乳,並未離開座位──她這行動非常有力,因為15年前,另一位這樣做的參議員因此被趕出國會;2016年,則是冰島議員烏努.布菈.孔拉德斯多提(Unnur Bra Konradsdottir),她在國會發言的同時哺乳;2018年,紐西蘭總理傑辛達.阿爾登(Jacinda Ardern)抱著她的寶寶出席聯合國會議(輪到她發言時,她把寶寶暫時交給孩子的爸)。但是英國議員斯特拉.克利西(Stella Creasy)遇到的反應沒這麼正面了,2021年,她抱著寶寶去了幾次國會之後,被要求另外找個托育管道。「看來,媽媽們不能在議會會場被看見、被聽見??」她在X(原Twitter)上沉痛表示。
然而,試圖收買選民信任的時候,媽媽們又會被推到最前線。在政治角力當中,母親身分也是一張王牌:為人母者能夠信賴、沉著穩重,她們一定腳踏實地、懂得負責。於是,瓦萊麗.波克瑞斯的母親身分曾經是絆腳石,後來卻成為她的賣點。「就政治層面來說,她尚未被明確定位。但她有潛能,她是個有故事的人。她能呼應法國人心中的堅忍母親形象,懂得鞭策、但又能保持溫柔。」她的團隊成員在她預備參選2022年總統大選時這樣表示。總統大選第一輪結束後,晉級第二輪的瑪琳.雷朋(Marine Le Pen)承諾她會「以母親身分領導國家,兼具情理與協調,不過分、不極端」。
進步派的政黨,偶爾也會彰顯母親的形象(美國的希拉蕊.柯林頓[Hillary Clinton]與蜜雪兒.歐巴馬[Michelle Obama]都用過這一招),但很明顯地,保守派的運動特別常運用母親的形象。譬如1970年代初,美國憲法即將通過「平等權利修正案」(Equal Rights Amendment)時,菲莉絲.施拉夫利(Phyllis Schlafly)動員大批家庭主婦來阻撓法案通過。譬如共和黨的莎拉.培林(Sarah Palin)帶領的保守派運動「茶黨」(Tea Party)集結許多「灰熊媽媽」,張牙舞爪捍衛她們的傳統思維;還有2013年蜂擁上街反對同志婚姻的「守夜的媽媽們」。捍衛既定秩序與傳統價值的堡壘,還有誰比母親更適合擔當?她們是保守派運動的寵兒,因此,「參與政治的媽媽們」的主要形象就是保守的反動派,仇視進步派的抗爭訴求。她們在新聞中的形象也是如此。於是,婦運人士也這樣看待她們──猜疑、不信任。
問題是,只注意那些為保守派而戰的媽媽時,我們會忘記還有其他人。為了社會正義而奮戰的媽媽們。擁護女性主義、環保議題或反種族歧視的激進派、和黃衫軍並肩奮戰的媽媽們、擁護修法使所有女性皆能享有人工生殖的媽媽們。她們毫不放棄,她們為了孩子、社區、同僚而戰,她們在陰影處默默奮戰,或是在示威遊行中高喊訴求,她們當中有些人在奮戰過程中失去一切,有些人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。她們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護理人員政治家英格麗.勒瓦瑟(Ingrid Levavasseur)、第一位當選議員的清潔人員拉謝爾.克克(Rachel Kéké)、由失業媽媽變身環保鬥士的艾琳.柏克維奇(Erin Brockovich)。是的,母親們會參與政治,而且不只茶黨那幫人!
母親們的戰鬥,難道都被遺忘了嗎?她們的抗戰(與勝利)難道不值得記錄在我們的女性文化遺產中嗎?因為歷史上,確實存在由母親們發起的抗爭,為了捍衛她們自己或孩子的權益。譬如阿根廷的五月廣場母親(Mères de la place de Mai),領導人是赫柏.德.波納菲尼(Hebe de Bonafini)。1970年代末,許多媽媽挺身對抗獨裁政權,要求政府公開她們那些「失蹤」的兒子的真相。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被政府擄走或殺害,他們的母親當中,許多是家庭主婦。儘管承受諸多壓迫、儘管遭遇許多羞辱──軍隊稱她們為「五月廣場的瘋女人」,她們還是撐下來了,並且在40年後的今日,繼續為了真相奮戰。
另外,還有1989年由瓦倫蒂娜.梅爾尼科娃(Valentina Melnikova)發起的「俄羅斯士兵母親委員會聯盟」(Union des comités de mères de soldats de Russie)。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接近尾聲時,在這個充滿言論審查、政府極度殘暴的國家,她們集結起來,同樣為了找到關於「失蹤」士兵的真相。她們支援逃兵、提供資訊給士兵家屬或即將上戰場者的家人、上法庭、保護受虐士兵??她們當中,甚至有些人親自前往戰場尋找兒子。這些母親不僅在軍隊內部伸張人權,更成功讓兵役相關法規有所改善。
另外,還有向戀童癖犯罪行為宣戰的母親們。法國每年有16萬名未成年者遭受性暴力,犯人多數是親友或家族成員。根據2020年一起調查,每十個法國人當中,就有一人表示自己曾是亂倫受害者。幾年前,法國高等健康署便已提出警告,指出這樁「被掩蔽的禍患」:許多亂倫案件未被揭發。沒被發現、無人報案的性暴力,許多案件都被警方或司法單位否認或質疑。在法國,直到卡蜜兒.庫什內(Camille Kouchner)的著作《大家庭》(La Familia Grande,暫譯)於2021年出版,書中敘述她的繼父反覆對她兄弟亂倫,才終於打破沉默法則。
幾天之內,湧現了幾千則貼文,主題標籤皆標註「#我也是亂倫受害者」(#MeTooInceste),法國總統隨即宣告成立「亂倫及針對兒童性暴力獨立調查委員會」(Ciivise)。2021年秋季,媽媽們寫了一封公開信給這個委員會,陳述舉發父親亂倫罪行的媽媽們遭遇的苦難,她們被控訴說謊、被操控、甚至被提告;孩子們的證詞總是被質疑、案件沒有下文、調查馬虎了事;受害兒童繼續住在施暴者家中,有時甚至是強制安置??這一切,媽媽們已經忍了好多年。
「亂倫及針對兒童性暴力獨立調查委員會於2021年3月正式成立,同年9月收集證詞,期間收到的投訴幾乎全部來自母親,被控訴的施暴者則大半是孩子的父親。這些母親經常被懷疑、被控訴她們操控孩子,通常這時父母正在談分手。」該委員會在報告中這樣表示,並選擇以「母親們的抗戰」作為它第一份意見書的主題,這份報告書提出好幾項重大主張,好讓這些媽媽們的孩子終於能受到保護。
於此同時,媽媽們的奮戰仍繼續著。「母親陣線」(Front de mères)的創建人之一,政治學家法蒂瑪.瓦薩克(Fatima Ouassak)認為,戀童癖犯罪行為的抗爭領域,正是我們今日應當團結的場所。建立共同陣線,不分階級、不分族裔,聯手改變體制,讓逍遙法外的罪犯們受到懲罰。
「無論我們是底層的媽媽或高社經地位者、白人或有色人種,我們的孩子都同樣有被性侵的風險。身為女性主義母親,我們有好幾場硬仗要打。其中最優先的,是對抗孩子們大量承受的性侵案件。」
她在2020年出版的《母親們的力量》中寫道。本書不僅是一記重擊,更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宣言,讚頌母親們的顛覆力量。
法蒂瑪.瓦薩克深諳媽媽們的這股政治能量。直到目前為止,這些母親都無法以母親身分參與婦運,否則便是「只能參與特殊議題。無法成為主要的政治力量與策略提供者,無法化為擺脫權力結構的能量,」她在一篇激勵人心的文章中寫道。因為在婦運圈,我們被認為應該以女性的身分奮戰,而不是以母親的身分;因為母職被認定是奴役、屈從、禁錮、箝制;因為這些婦權運動不知如何與母親們的奮戰接壤,或是不願接壤。難道因為這些媽媽大半是工人階級、移民或移民後裔?母親們依舊被排除在婦運外圍,儘管她們在對抗制度與社會暴力的抗爭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「媽媽們如今是底層街區的主要政治能量,並且備受尊敬。她們投身所有抗爭,對抗學校體制的不平等、對抗不同街區之間的暴力;她們盡全力掌握互助網絡、團結組織,同心協力在底層街區投入政治生活。」法蒂瑪.瓦薩克表示。正因為她們是母親、正因為她們是為了孩子奮戰,所以她們起身迎戰既定的體制。法蒂瑪.瓦薩克表示,現在正是時候,我們不只應該重建母親們的戰場,亦應重建母職(或更廣泛的親職)的沙場,將之化作政治行動的重要關鍵。這並非將女性局限於她們的母親角色(絕非如此!),而是賦予她們的戰鬥一種價值,「奪取母親們未曾擁有的政治權力。」
事實上,法蒂瑪.瓦薩克認為,我們應當將母親們視為足以引發革命的政治主題,也就是完整的政治角色,能夠建構集體策略、提出同時兼顧女性主義、環保、反種族歧視的新政策:「為了讓母親們不再是婦運的窮親戚,我們必須切割,並培養自己的階級意識。我們需要一個媽媽工會。」以母親的身分建立陣線,對抗性別歧視與性暴力、種族歧視的暴力,要求真正的公共政策、真正的環保政策、真正的社會正義?或許一切能就此改觀!
但是,為了達到這一切,我們首先必須能夠建立這道屬於媽媽們的共同陣線。要建立陣線,首先必須懂得經營組織、組成聯盟??為此,我們必須正視身為母親持續面對的階級權力關係、性別不平等與種族歧視。「為了實踐這項政治理念,我們必須思索幾個可能會讓人生氣的問題,」法蒂瑪.瓦薩克提出的問題是:「女性主義者們,身為中產或富裕階級、身為白人,妳們打算把孩子養成怎樣的人?妳們會避開某些學區嗎?妳們會去找一些活動或課程,來讓妳們的孩子知道自己不屬於工人階級有色人種嗎?更根本的問題是,妳們真的會為了新體制奮戰嗎,明知妳們的孩子在新體制中不會是特權階級?」她已經說過了,這些主題會讓人生氣。
「這些問題客觀地顯示,建造一道貨真價實、人數踴躍並且成功的母親聯合陣線有多困難,」法蒂瑪.瓦薩克也承認這一點,「但我仍有信心。」我們當中和她一樣保有信心的人,日益增加。我們的夢想是母親之間真正的政治性團結,我們將會一同奮戰,為了我們的權益,也為了孩子與其他人的權益。我們的母職經驗各有不同,而我們會將之轉化為女性主義的策略、政治行動的關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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