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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上人口販運風暴>05

沒有掠奪就沒有未來?從日本、挪威看台灣困境

暗沉的綠橘色鐵繡沿著船身蔓延至甲板、走道,攀上艙門,船長的駕駛台覆蓋厚重的灰塵,舉目所及是四散的漁網、作業的手套,一股臭蜆味揮之不去;這曾是船主用幾千萬打造的漁船,幫他賺進斗金,養活好多人家,如今像是一個破落靠岸卻沒人打理的旅館,只剩一位顧船的爸爸桑爸爸桑是所謂「顧船的」船工,多由6、70歲的老大哥擔任,並身兼外籍漁工保母。24小時吃喝拉撒睡都在船上,就近監看船上一動一靜,隨時通報船公司。看守,電台裡飄盪著1990年代的流行歌曲。時間像凍結在某一刻。

走在基隆正濱漁港邊,林恒文帶著我們快速穿梭如搭著時光機。他指著船,解釋著每艘船不同的近況:「這艘快一年沒出港了、那艘準備重新油漆??2000年時,這裡船滿滿的,密密麻麻,凌晨兩點大家都在『喊魚』(買賣魚)了。」

「這馬完全無仝囉!」(註)台灣閩南語,意思是現在(情況)完全不同了。

漁港風光不再,老舊的鐵殼船停航,綁在港邊。少數進港維修與整補的拖網船和延繩釣船上,中國船長帶著印尼船員正在補網。

68歲的林恒文捕魚資歷50年了,有輪機長執照。在基隆正濱和八斗子漁港,還留在產業裡的台灣人,好幾位都像他一樣60歲起跳,他說:「船長和輪機長老早斷光了,斷層接不起來。留下的是我這樣的老大俥輪機長。了,我們飯碗早就被搶掉。」他的身高因年紀有點倒抽,但身手仍算矯健。

林恒文還在等待出港的機會。即便那機會越來越渺小。

林恒文已經捕魚50年,這名老大俥還在等待出航。(攝影/曾原信)

20年間,台灣漁業人才幾乎全數被替代,不論是北邊的蘇澳、基隆,或是南邊的前鎮與東港,留下來的台灣船長和輪機長,多數是上了年紀的老俥老船長。

他們之所以有「利用」的價值,只因台灣的法規要求漁船船長必須由台灣人擔任。但法規形同虛設,船上真正掌舵的是外國人,台灣船長和輪機長成為一群「出借」自己執照的老人,讓船東得以「掛牌」的工具。

這種操作在業界行之有年,俗稱「頂票」與「放港」,意思是有執照的台灣船長上船「頂票」出海關後,在外海被「放港」下岸,再由其他便宜又年輕的外籍船員替代2017年遠洋漁業三法三法分別為「遠洋漁業條例」、「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修正案」及「漁業法部分條文修正案」。通過後,漁業署對船長身分的要求,執法較嚴格,於是船東們進一步要求掛牌船長跟完整個航程。市場上對台灣船長需求增加,拿著輪機執照的林恒文今年(2018)硬著頭皮到前鎮受船長訓,即便上課鴨子聽雷,英文難以消化,他也想一試。

走到八斗子對望的正濱漁港,42歲的項彥豪,是極少數還願意留下來從事漁業的中生代,而他也為人才的斷缺憂慮。

項彥豪從小在基隆建實新村長大,很早便跟著隔壁漁村的漁夫們放船、下海、幫忙在新鮮的漁獲上倒粗鹽和冰塊防腐;當同輩和同學因工作太苦拒絕上船時,他拜漁夫為師,到基隆嶼和九份山下釣魚來賣;在那個GPS不盛行的年代,漁夫們傳授的漁撈日誌,讓他得以熟悉洋區裡的礁石和魚點。

台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畢業後,長達20多年的海上經驗,項彥豪2007年後轉型經營沿近海的娛樂漁船,短時間內已成長到4艘,目前是全國娛樂漁船協會理事長。他走精緻小型釣客的經營路線,工作環境比傳統漁船好,需要的是服務而不是大量體力勞動,但也面臨新血進不來的窘境。

42歲的項彥豪,10年前開始嘗試轉型經營近海娛樂漁船。(攝影/曾原信)

人才斷層的困境,同時困著傳統和現代的漁夫。究竟這斷層怎麼來?又為什麼長達20年的時間,我們任由它斷裂?

不斷獵取低階勞動力 ,四分之一世紀裡思考沒升級

高雄科技大學漁業生產與管理系副教授劉仁銘,是最能綜觀漁業人才凋零過程的學者之一。1992年他回到高雄教書,教了四分之一個世紀,卻看盡學生們快速拋棄漁業,讓他不得不問自己:「到底在教什麼?我會不會以後到第十九層(地獄)去?我覺得自己是誤人子弟。」

高科大漁管系在高雄海洋技術學院時期原名為「漁業系」,2004年改制後系名加入「管理」兩字,劉仁銘說,當時就發現只有窮學生才願意去捕魚,但即便改了系名,過去3年約150位畢業生,也只有3位進到相關行業。劉仁銘說:「我們一直製造這些上不了船的學生,很感慨啊!」

工作辛苦是關鍵之一,但另一個讓漁業亳無吸引力的,是這個產業從形象、薪資、制度,都沒能讓年輕人看到遠景。

漁業公司在過去20年間有賺有賠,但賺大錢時,人才的策略依舊是能省則省,用多國籍的低價漁工來替代。1980年代船上主力是阿美族青年,1990年代是中國沿海漁工,之後的近海以及遠洋漁船,幾乎全數晉用外籍漁工。

遠洋與部分近海漁業過往採分紅制,產業裡用「安家費」來稱呼漁工們的薪水。一位船長生動地描繪這個體系的運作:「這個分紅制是船東用來避險的,他就只給你少少的安家費,鼓勵你出去給我殺給我咬,去燒、殺、擄、掠,(漁獲)掠奪越多你分越多。這艘船沒有掠奪就沒有未來,沒有未來就沒有業績,沒有業績就分不了錢。很低的底薪,沒有掠奪到這麼多,就不、要、領、錢!這就是制度來變相鼓勵掠奪嘛!」

不同位階的人分配的紅利不同,過去是配不同的股數,現在按噸數分紅,最底層的漁工則是每月固定50到100美元當工作獎金。上漁船的人都等待從最菜的報務員開始,學會拉纜繩、整理漁貨、甲板的清潔等基礎工,再往上升,慢慢往年薪千萬的漁撈長邁進。

產業的家族性和封閉性,加上懸殊的紅利分配,通常漁撈長會帶著自己的兒子和後輩,卡住位子,技術交給自己人,沒有熟人帶路、沒有良好關係的新手則是難以進入。但這樣的內聚性在後期由外籍漁工成為主力後,上船的台灣年輕人少了,漁船維修、整補、捕撈的人才也完全跟不上了。

補助只是飲鴆止渴,新世代:「只有剝削,沒有栽培人才」

主管漁業產業發展的漁業署不是沒有想過方法。1990年代就透過政府補助的方法,用每個月1萬元的補貼試圖吸引年輕人才上漁船;2010年更以「漁業發展基金」獎勵水產海事畢業生上漁船的計畫全名為「獎勵水產海事相關院校及職訓中心畢結業生上漁船服務」計畫。,補貼擴大到「1年100萬元」。

這個計畫開宗明義是要提高漁船幹部素質,並充裕漁船人力,獎勵名額每年最多10名;服務每滿6個月,漁業署發給50萬元,最高發出300萬元。

根據漁業署資料顯示,2010年至今,漁業署與漁業公司共媒合49位畢業生上船,其中3年期滿離職與中途放棄離開的共有21位,其餘是服務未滿3年仍在船上,而願意長期留下的人數極少。

我們採訪了5位參與計畫的畢業生,問他們為什麼願意上船?他們多數回答是為了人生的「第一桶金」,但全數回答一旦拿到300萬元,3年後便要離船。原因是沒感受到漁公司要栽培人才的心意。

「漁業公司覺得漁業署補貼了,就吃定我們,壓低薪資,」他們說,過去幾年間,參與計畫媒合的都是具相當規模、上千噸的CT8圍網漁船,但漁企業多數只有部分漁企業是一開始就給出3萬元薪資。開出的月薪平均21,000元。「21K啊,壓得夠低了吧,我不懂(漁業署)媒合的標準是什麼?」

這行情走了幾年後,2018年終於跳到3萬元。但面試過程中,仍讓他們感覺漁公司只想剝削。這群年輕人至今仍忘不了面試經歷,其中一位魷釣船的二代在面試時是這樣跟他們開場的:「你有經濟壓力嗎?如果3年沒有分紅,每月安家費2萬元,然後簽約簽6年如何?」

幾位準備上船的年輕人一人一句說著相似的評語:「政府開放外籍移工上船,開放太多,很低薪,然後說我們(年輕人)草莓不耐操?只想到降低成本,可是拿請猴子的錢做這些,然後說我們不耐操?這難道不是產業積弱不振的原因?」

用各種方式補貼漁業,是漁業署長期來為扶植產業長大祭出的手段。

過去10年,漁業署補貼遠洋漁業的經費以用油補貼2008~2017年共計47億6,800萬元,平均每年4億元。(統計條件:總噸位100以上的漁船,扣除單船拖網、籠具、鯖鰺大型圍網、單船鯖鰺圍網及公務船。資料來源:漁業署)為最大宗,近47.7億元。其餘包括連續溫度器、電子漁獲與船位回報等設備補助,過去4年也超過2千萬元。

我們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調閱資料,同樣以2008年到2017年,遠洋漁業公司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後的申報發現,收入淨額從198億增加到272億元,但繳交的所得稅金額不多。以2017年為例,272億元的營業收入淨額,繳交的稅是1億7,700萬元。

一位負責遠洋船公司簽證的姜姓會計師私下告訴我們,遠洋漁船的帳是很不透明的,船公司是一艘船設一個公司,就像建設公司一建案設一公司,一旦出狀況,把船賣掉即可。

2014年起,漁企業繳的稅也明顯降低(見下表)。當政府每年的補助遠超過漁業公司繳交的稅金,這個現象在近年遇上國際漁業組織的壓力、遠洋生態的浩劫、漁工人權的喧擾,政府部門裡也有了不小的爭辯。漁業署內部員工說,每回與財政部同仁開會,他們會質疑,「你們還要這樣補助下去嗎?」

針對遠洋漁業的補助和稅收情況,漁業署署長黃鴻燕受訪時坦承,相較農業補助,漁業署每年50億元左右的預算多半也用在「管理」,很少用於產業輔導與升級。

未能壯大人才庫、自動化設備,轉型的緩慢跟不上外在環境的變化,低價思維,更讓遠洋漁業體質積弱不振。

危機當頭,日本與挪威的不同抉擇

遭逢遠洋漁業危機的不只台灣。在美國、日本、北歐等國,過往都是用低成本貸款,鼓勵漁民建造新船,去外海捕撈;當漁民增加、漁船擁擠、漁獲配額大幅減少,不健康的漁法破壞生態、人權議題也燒到漁船上,產業求大求量的思維反而潛在成為對國家和漁民「有毒的體系」。

在這過程中,幾個國家做了抉擇。日本走向了因補助產生的依賴系統,挪威走向了由制度引導競爭。兩者有了截然不同的效果。

日本東京豐洲漁市場的鮪魚叫賣會。(攝影/AFP PHOTO/Toshifumi KITAMURA)

四面環海的日本從很久以前就是捕魚維生的民族,因此對於漁業的情感比任何國家都還要深。日本媒體從30年前左右,就一直充滿「日本漁業衰退」或是「水產資源枯竭」的新聞,憂心漁業危機的文章越來越多,而政府在不清不楚的情況下出手相救。

日本遠洋漁業過去20年,透過賣船給台灣,以及參與控股和經營通路方式,減少直接參與捕撈;而近海漁業,則由日本政府每年提供漁業從事者1,400億日圓(約為新台幣380億元)的漁業補助金。

補助金的最大用途是在漁港設施的整備上。一去到日本漁村,很容易發現小漁村卻擁有過於美麗的港灣,這是漁業補助金的功勞;其他還有用在建造漁船、填補漁民的虧損、漁船的燃油費等方面。

過程中有少部分的漁民因為補助金而轉型。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倖如,在名古屋大學拿到博士,她觀察日本在輔導業者轉型時,會透過日本水產白皮書列出清楚的指標,例如要求提升冷凍設備,使日本在運輸最難運送的竹莢魚時可以用極低溫設備,即便長期運輸,急速冷凍和解凍的技術,讓漁獲跟剛捕起來一樣,提升漁業附加價值。甚至漁民開始嘗試海上漁場,有些會設在黑潮行經路線,養殖遠洋魚種,像冬天有紅魽。

補助金原本的目的是重振漁業,但日本漁業專家發現,多數漁民並未因補助金而提升技術,仍在濫捕、過漁(過度捕魚),阻礙水產業的發展。

轉型未果的原因在於,民間企業經營虧損應自行負責,一再累積負債就會破產,可是當燃油費高漲、發生天災等因素而損失慘重,行政機關就出手補助,漁業從事者的成本概念逐漸消失,無法培養出想要改善捕魚法的熱情,補助金也無法發揮效用。

台灣與日本情況相似,政治人物為了選票,行政機關與漁企業關係良好,補助金及各種理所當然的保障,也讓他們失去創新的能力。

相較日本,國際上取消對漁業發放補助金的有挪威、冰島、美國等國,他們國家的漁民年收入是日本漁民的好幾倍。其中挪威轉型相對成功,北海小英雄也經歷過濫捕和資源大減,在脫胎換骨過程中產生變革。

挪威遠洋漁業轉型為高度自動化、科技化的產業型態。(照片提供/陳英凱)

45歲的陳英凱對於挪威遠洋漁業高度自動化、科技化的轉型,有深刻的觀察。陳英凱經營的禾榮產業主要進口鯖魚,佔台灣鯖魚進口約3成,他留學日本,2009年為了經營鯖魚貿易,經常往返北歐、加拿大。

他的手機裡,不少是拜訪挪威合作夥伴的漁船照片。跟著挪威漁民上船捕魚,陳英凱說,挪威漁船上設備先進,漁民比較像是在科技公司上班,他們透過機械探測魚群、捕撈、過秤,船內魚艙可載一、兩千噸漁獲,並附低溫水循環裝置保鮮。大量運用機械和電子,讓漁業是有尊嚴感的工作,也有人願意從銀行業轉換至漁公司上班。

挪威也在20年前開始推配額管制。先是國際海洋探測會議(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,簡稱ICES),透過每年的生物調查(biomass),要求北大西洋國家在鱈魚、鯖魚、竹莢魚等魚類的捕撈量上減少配額,一開始對業界造成莫大的衝擊。每回各國的漁政單位都得坐下來一起討論洋區裡的總配額,配額再一路分配到各國和每艘船隻;光是2019年,ICES就建議鯖魚的捕撈配額減少20%。

由於漁獲量的減少是趨勢,挪威政府於是厲行配額制,留下有能力自動化和透明化的漁企業。挪威的漁獲拍賣系統很早就建立,在海上的漁船一旦捕撈到漁獲,就在海中間進行網上拍賣,一天三次,工廠端透過網路得知每艘船捕撈的魚種與數量,開出最高價者得標。

由於執法嚴格,一旦漁船過漁或超過配額,港口與工廠邊的檢查員開罰都是新台幣數百萬元起跳,讓這個行業的人習慣守規矩。

為了讓產業鏈上游的捕魚者保有價值,挪威政府規定漁船公司可以投資包裝工廠,但工廠經營者不能投資漁船,這是為了創造「需求大於供給」的市場,由於工廠端會搶魚,魚的價格不斷升高。而工廠就設在港邊,大船進港,他們能立即處理漁獲。像陳英凱每趟採購鯖魚時都會從台灣派檢查員飛到挪威,在港口和工廠裡驗貨,觀察魚的眼睛、腸道,確定漁獲鮮度。

包裝漁獲的工廠則朝高度自動化邁進,裡頭工作的人數不多,環境整潔。陳英凱說,在挪威,從秤重分選、摺紙箱等都由機器來操作,不像台灣加工廠會出現工人坐在地上處理魚體的情況。

這個自產業鏈最上游的配額控管開始的政策,一路影響到挪威的漁船、冷凍工廠、貿易商、通路商,甚至影響到遠端的台灣消費者。

陳英凱過往會採購加拿大鯖魚,但由於漁場的變化、鯖魚洄游路徑改變、加上加拿大的捕撈設備落後,「紐芬蘭島的情況落後到難以想像,那魚是用一般桶子裝上卡車,再拖運到工廠,魚可能都臭了,品質差非常多。」

這是為什麼從2010年到2017年台灣鯖魚的進口國來源台灣2017年進口1.1萬噸鯖魚,83%從挪威進口,少部分來自冰島、丹麥、英國。出現極大的變化,加拿大進口從2,400公噸減少到幾乎是零,而挪威則從3,400公噸提高到9,300公噸,幾乎全面佔據台灣鯖魚的進口市場。挪威鯖魚也因品質較穩定、數量控制,售價2018年台灣加工廠採購價,冰島為每公斤新台幣75~80元,挪威是95元。高於冰島等地。

當買方市場力量越來越大,有更多對品質挑剔的進口商和消費者出現,漁獲的源頭勢必得做出回應。看似漫長的產業鏈,深深影響遠端消費者。

脫胎換骨的過程中,挪威人經過了淘汰等「痛苦」,但也換來平均年收入是日本的4~6倍,工作者年齡也比日本和台灣動輒60歲小很多,他們重視漁業資源的管理,提升捕魚的價格和價值,持續吸引許有幹勁的年輕漁民加入。

青壯年對漁業的各種想像

那台灣漁業會怎麼抉擇呢?

台灣漁民2018年首度走上街頭抗議,反對遠洋漁業三法加重處罰。(攝影/余志偉)

由於遠洋漁業三法加重處罰,讓台灣漁民在2018年11 月第一次大集結北上抗議,認為新法的執行讓他們活不下去。業界的人都在傳言,漁業署是在等待老一批的漁民衰老、自然淘汰。

項彥豪說:「那是最簡單處理的方法,讓子彈飛一下,讓時間去發聲一下,久了,異音會少,有經驗的長者就凋零;或是大陸招手就去造船,你來,他出資6成,還送你大大的冷凍廠,變相把台灣捕魚技術買過去。台灣漁業最終會因走向斷層,我們把掠奪的技術交給大陸人,換人掠奪而己。」

但農委會代主委陳吉仲和漁業署署長黃鴻燕接受《》專訪當天,兩人宣示要把新法適用後對違法船隻開罰的1億2千萬元款項,透過新編列相當金額的預算,用來輔導產業升級。陳吉仲受訪時對坐在他身旁的黃鴻燕說:「署長,我如果是你,就西裝脫下來,去體驗一個禮拜海上的生活。我們現在完全要改變。政策才不會讓漁民無感。」

陳吉仲接著說,讓該保有競爭力的繼續下去,但退場機制也得研擬,「如果(船公司)再這樣撐下去,一定壓低成本,壓低成本會反映到漁工權益更沒辦法確保了。」

低價和掠奪讓台灣成為漁業強國,然而,不怕辛苦的年輕人加入的前提,是希望看到一個不以剝削做為競爭核心,有前景的產業。

一位剛加入漁業署3年300萬計畫的年輕人說,3年後,他想把目標放在菲律賓和歐盟國家的船公司,那裡有扎實訓練、明確升遷制度,「希望還能學習生鮮水產貿易,這產業不該局限在海上捕撈。」

而中生代的項彥豪則是10年前就看到「量的陷阱」,當不少百噸小船還掙扎到遠處捕撈,他回頭專注在娛樂漁船,這個決定曾被不少老漁夫笑罵,認為這筆錢不如拿來造個重磅專抓小管和透抽的漁船。項彥豪花了10年,訓練年輕人,每年到台灣海洋大學跟學弟妹聊天,「教他們航海,給他們船,給一份好的薪水」,他的員工在旺季時可以領到8萬元,淡季也有4萬元。

他帶客人去釣魚,一隻隻慢慢釣,魚跑走了他會安慰客人「我們釣幾隻剛剛好,其他冰在海裡面」。他也舉辦小小船長活動,讓小朋友闖關完後在海上撈垃圾,從教育做起,拉攏他們認識海洋,做保育尖兵。項彥豪的右手臂上方有個漂亮的舵和錨的刺青,把漁人當成一種令人敬重的職業,他說目標是「不要貪婪地把魚玩斷」。

不論遠洋或沿近海,年輕世代都看到產業轉型的必要,他們眼光銳利,知道不再用掠奪做為競爭優勢的產業,才是他們要投入的「未來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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